国内外医学教育改革关注点的差异

行业资讯发布时间:2022-08-18


  从20世纪初至今,国际医学教育经历了三代改革:20世纪初以美国Flexner报告为标志的基于学科的第一代医学教育改革,将现代科学引入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医学教育实现从学徒式培养到学术培养的转变;20世纪中叶,以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等为代表,提出基于问题、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2010年,由全球20位医学教育领袖组成的21世纪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发表《新世纪医学卫生人才培养: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为加强卫生系统而改革医学教育》报告,标志着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以卫生系统为基础、基于胜任力与结果导向,强调学生转化式学习的第三代医学教育改革开启。


  三代医学教育改革顺序衔接,形成了医学教育发展的时代脉络。当前,随着科技进步、健康需求的变化以及医疗实践的发展,以跨界、交叉融合为特征的第四代医学教育改革已初见端倪。总体看,国外医学教育发展时间长,宏观管理体制和医学教育基本制度相对成熟,变化较小,因此医学教育改革主要集中于课程、教学、学生学习、教育评价及学生发展等微观层面。


  我国的医学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2所医学院,每年招收医学生3800人,发展到目前临床本科医学院校192所,每年招收本科临床医学类学生9万余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医学教育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应地,我国医学教育领域的学者也在不断地对医学教育问题展开研究。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我国医学教育政策影响较大的两项研究——2003年的“中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学制学位研究”和2007年的“构建中国医学教育科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均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德炳牵头开展。前者探讨了综合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高等医学教育学制与学位改革、医学终身教育体系、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问题;后者着重探讨医学教育规模结构与层次、基层医学人才培养、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整合以及医学教育质量保障等问题。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课程与教学改革、学生发展、教育评价与质量保障、培养目标与改革等问题进行探讨,但普遍影响较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医学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我国医学教育特别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学制与培养方式发生重大调整,教育部明确从2015年开始,临床医学类专业实施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的培养模式。在这十年的后期,教育部提出发展新医科,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阶段医学教育改革进行部署。这一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医学教育改革研究主要有两项。一是2010年由柯杨参与发表启动国际第三代医学教育改革的报告,以及2011年其牵头开展的“21世纪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理念创新项目”。该项目研究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着共性问题,即宏观管理体制不协调,综合性大学对医学教育管理的模式有待完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师资队伍与教学资源不足,医学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毕业后教育体系尚待完善,教学理念、模式、方法和课程设置、教学评价有待改进等。


  二是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于2020年发布的《专家共识:改革医学教育,为健康中国2030保驾护航》报告(以下简称《专家共识》),探讨新时代医学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16项政策建议,涉及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教育投入、供需平衡、国际交流等医学教育诸多方面,[8]在医学教育界引起广泛反响。这十年中,也有一些医学教育研究者关注到医学教育课程改革以及医学生的发展问题。


  从国内外医学教育重要的改革文献看,国内外关注点不完全一致。国际医学教育改革着力在教育教学,而我国则集中于宏观管理问题。具体来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两项有重要影响力的成果集中于管理体制(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终身教育体系)、学位设置(高等医学教育学制与学位改革)与培养方式(基层医学人才培养、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的整合研究)、质量保障(医学教育保障体系、保障机制研究)、供需平衡(层次控制、层次结构调整与办学效益)的研究;第二个十年的两项重要研究成果也把这四个方面作为重点:柯杨课题组提出的卫生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协同问题可归为宏观管理体制机制方面,人才培养结构、扩招与资源匹配问题可归为供需平衡方面,教学理念、模式、方法和课程设置、教育评价、规培与毕业后教育的质量可归为人才培养方面,医学教育认证等可归为质量保障方面;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专家共识》提出的16项改革建议,基本也可以归纳为上述四个方面。这说明,国内医学教育界对医学教育问题关注的重要领域有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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